2009年第十三屆被害者學年會暨參訪交流活動(8/26-28) @ *~NTPU犯罪學研究所校友聯繫站~*

8/26 從水戶出發往東京上野

結束了在水戶的行程，8/26上午搭乘superhitachi18到東京上野。

抵達上野後，張謹名校友帶著大家到市場內享用生魚片蓋飯，因為築地魚市場就在附近，因此這裡的漁獲相當新鮮，根據團員的說法，這是他們到日本以來吃過最好最划算的一餐！

吃完午餐之後，既然到了東京都，就一定要到雷門淺草寺和台場參觀一下

(是的!台場也有自由女神像喔!)

(離開台場，搭乘電車到新橋站準備到飯店。真是恐怖的回憶，乘客像海水一樣不斷湧進車廂，可憐的許老師"腹背受敵")

(許老師語：喔~我不幹囉~絕對不再搭第二次了!)

(新橋站附近的「犯罪被害相談所」，以及隨處可見的「防犯協力店」)

8/27 上午參觀SECOM保全企業，下午與日本警察學會進行交流討論

本次利用赴日機會，透過台灣中興保全與其母企業—日本SECOM公司也聯繫，請求參觀該企業，瞭解更多關於日本保全產業的發展。本次參觀由台灣立保保全董事長王振生陪同，在SECOM今鉾先生的介紹及中興保全許雅惠小姐翻譯下，我們慢慢瞭解SECOM發展情形和產品技術。SECOM以「安全」為目標，配合日本老齡化、人口稠密和多天然災害的特性，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包含醫療照顧、災害防治、犯罪預防、消防安全及保險等，例如coco-secom結合衛星與GPS定位系統，可安置於靜態物品或配戴於老人、兒童、婦女身上，藉以達到緊急救助和犯罪預防的效果，SECOM緊急應變中心的人員向我們表示，曾經有歹徒以怪手將整台ATM搬走，由於銀行業者曾於ATM中安裝coco-secom，最後在警方和SECOM的合作下共同偵破這起案件。

本次參訪行程中SECOM更大方向我們介紹正在研發的技術產品，該產品可以藉由人的行動路徑，從人群中篩選可疑份子，藉以達成犯罪預防的目的。而為了保障其他民眾的隱私權，該技術產品可以選擇將非可疑人士的民眾以色彩區塊顯示，許多學者專家曾提出，社會在高度監控狀態下將犧牲個人隱私空間，該產品似乎提供了新的平衡點。

8/27上午在參訪完SECOM之後，下午便至警察俱樂部與日本警察學會進行交流，在此之前我們曾向日本方面提出兩項交流主題：「警民合作」與「組織犯罪防治對策」，因此當天日本警察學會一位曾在警界服務二十多年，現任日本警察學會專務理事的笠井聰夫先生擔任主席，並由兩位在此次交流主題上有豐富實務經驗的警官(警察廳生活安全局生活安全企畫課犯罪抑止對策室課長補佐若岡利男與刑事局組織犯罪對策部暴力團對策課課長補佐石井啟介)向我們進行解說。

負責解說警民合作主題的若剛先生表示，在90年代日本治安開始惡化，2002年犯罪率達到高峰，因此日本警方開始思索對策，2003年1月日本全國警察推行重點治安強化政策，針對影響民眾心理觀感的犯罪優先防治。在整個治安政策上，結合了政府部門、民間企業和個人等層面，在國家層面，中央機關和民間團體共同合作發展預防計畫，例如針對汽車竊盜案件，政府要求企業發展難以複製鑰匙的技術，並加強推廣，或是推行預防住宅宣導的官民會議和技術，並運在於新建築；在企業方面，鼓勵製造安全相關產品，要求金融機關或商店發展一套犯罪案件發生時處理的標準程序；在民眾方面，提高民眾犯罪預防意識，製造社會風氣，使民眾關心社會案件，並在平時做好預防工作。政府並提供基層守望相助團體需要的物資如手電筒、口哨等，但與台灣較為不同的是，日本的守望相助團體多為民眾自發性組織，具有宗旨目標如防綁票、預防災害等。報告最後，若剛先生一直向我們強調民眾參與的重要性，他認為良好的治安不能單靠警方維持，全國各部會、企業、民眾需要一起合作，朝地域性犯罪預防對策發展，警察則扮演連結各方的角色，如此才能有效改善治安。

報告結束後，同行的專班學生葉瑞紘向若剛先生提出疑問，想了解警察在日本「公安委員會」中的角色。若剛先生回答，各都道府縣都有設置「公安委員會」的組織，在中央則是「國家公安委員會」，公安委員會由警察以外的人員組成，主要在監督警察行政執行情形，但沒有直接指揮命令的權力。此外，雙方也相互交換關於警察工作的心得和經驗。

許春金老師向若剛先生提出一個疑問，許老師向若剛先生說明，有學者提出理論，認為日本之所以成為高所得、高發展卻低犯罪率的國家，是因為特殊的教養方式，若剛先生表示基本上他同意該理論的說法，早期日本相當重視家庭與子女，重視「區域性連結」，但在社會逐漸發展開放後許多人認為治安問題應該由警察負責，造成犯罪現象，才會有重大刑案如秋葉原殺人事件的發生，因此日本社會在該事件發生後曾經反省，認為應該重新喚起傳統上重視家族、親屬的區域連結。

在稍事休息後，第二階段由石井先生為我們說明日本對於組織犯罪的防治方式。石井先生首先向大家說名日本「暴力團」的發展歷史和背景，日本組織犯罪間存在著有如「擬制血親」的層級關係，組織之間和組員之間如同父子和手足，必須遵守嚴格的倫理制度，也有自己的賞罰方式。1990年代後，日本組織犯罪成員開始遊走法律邊緣，以不違反刑法的行為獲取暴力，例如在名片上印製組織名稱，向店家或民眾推銷價格昂貴的商品(似台灣幫派的「兄弟茶」)。這樣的行為雖然難以構成刑法上的犯罪要件，為了避免法律存在這樣的模糊地帶，使組織犯罪行為門戶洞開，日本遂於1991年成立「暴力團員不當行為防止相關法律」，簡稱(暴力對策法)。暴力對策法針對當時日本組織犯罪的特色制定，因此規範對象相當明確，條文中列出幾項暴力團特色，只要該組織符合所列特色達一定數量以上，就會被列為「指定暴力團」，所有的成員都是幫派份子，而只要被列為幫派份子，所作的特定行為便屬於「暴力的要求行為」與「準暴力的要求行為」，例如不當贈與要求、索取保護費、不當信託買賣…等，避免以往法令規範的模糊地帶再次發生。至2009年2月為止，全日本共有22個指定暴力團。

為切斷組織犯罪的資金來源，日本警察當局加強色情、賭博的取締與掃蕩，日本政府也發展出「反犯罪收益法」。過去暴力團資金主要來自違法行為，近年逐漸轉由買賣金融商品等合法管道獲取，為了切斷其經濟來源，日本政府禁止指定暴力團及其成員買賣金融商品，不讓銀行借貸給暴力團，禁止其開戶及參與公共工程，並且聯合國稅部門積極查核暴力團及其成員的稅務情形，一但查出有漏稅情況，立即追討稅金，要求補稅。

有趣的是，2004年日本暴力對策法修正後，凡是列管在案的指定暴力團成員，若其械鬥有傷及無辜民眾生命財產者，暴力團組長(幫派老大)也要負連帶賠償責任，充分利用日本暴力團擬制血親的特色發展這樣的連坐處罰規定。

除了打擊現有的暴力團，日本政府也投入精力在防止一般民眾和青少年加入暴力團，針對加入暴力團的高危險群—如暴走族、受刑人、偏差行為少年等，聯合社會組織加強教育高危險群，避免其進入暴力團，且高危險群通常在經濟上屬於弱勢，因此會特別給予輔導，避免因經濟拮据而誤入歧途。

在民眾和商家參與部分，各地政府、警政單位與民間成立「反暴力團運動促進組織」，製作反暴力團的標語和宣導品，提高民眾反組織犯罪意識，民眾可將反對標語貼掛於住家或商店外面，向暴力團成員明確表達反對的決心，使暴力團及其成員被拒絕於日本社會之外，石井先生表示，這樣的拒絕行為在日本文化中對暴力團成員也是種懲罰的表現，此點與其他國家情形較為不同。

笠井先生表示，這是台灣犯罪學學術與日本警察學會第一次的交流活動，他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和我們分享日本警察的犯罪防治經驗，也希望未來能有更多交流機會，說明會結束後笠井先生致贈許多關於本次討論主題的政府宣導品，以及由警察學會2006年發行之第八卷「警察政策」，當中收錄「組織犯罪對策執行現況」的演講內容，許春金教授也分別致贈臺北大學紀念品及紀念帽予笠井先生、若剛先生和石井先生，大家合照後結束此段交流行程，收穫良多。